《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》

董成龙，法学博士，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、硕士生导师，主攻政治思想史，聚焦中世纪之后的立国与立教。主编“世界史与古典传统”译丛，编译著作《大学与博雅教育》、《德性与权力》。代表作品:《清民变局中的政治儒生与国运情怀》、《共和与君主》、《梁漱溟的“建国运动”》、《立教时刻的史家笔法》等论文，《排他性共和主义与非君主制共和国》等译文。

《武帝文教与史家笔》基于对司马迁《史记》的阅读和思考，作者董成龙在多年潜心阅读经典的基础上，整理出一条贯穿三皇五帝至汉朝的立朝与立教线索，根据这条线索，又反观司马迁的史家笔法及其背后的心法。

司马迁继《春秋》之志而作《史记》，申明周秦之变与秦汉之变，叙事贯穿立朝与立教两大问题。立教是确立官奉学说、改正朔（年的起始月和月的起始日），要害在立德。立朝而不立教，则无法导民以德，延绵政权。汉朝立朝以来，高祖沿用秦制秦德（水德），惠吕无违高祖确立的汉朝祖制，虽行黄老之术却不依黄帝（土德）为国朝敲定土德；中经汉文帝刘恒（前203-前157）、汉景帝刘启（前188-前141）意欲改弦更张，遭遇立朝权臣捍卫祖制，未能成行；终于汉武帝确立代秦而起的汉朝新德（土德）。与此同时，在儒生建议下，汉朝不再沿用秦制颛顼历，改用太初历，重启历史纪元。改德与太初历创制（天人之际），加之由黄老之术而独尊儒术（君臣关系）的官学调整，共同构成立教时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