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回家的路》

智利小说家、诗人。他1975年生于圣地亚哥，先后在智利和西班牙接受教育，在智利天主教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，目前在智利迭戈波塔利斯大学担任文学教授。他的部小说《盆栽》即轰动文坛，并获得当年的智利文学评论家奖*小说奖和国会图书大奖。他还著有诗集《无用的海滩》《移动》，散文集《未读之书》、小说《树的隐秘生活》《回家的路》和短篇小说集《我的文档》。2010年，他入选《格兰塔》杂志评选的“*西班牙语青年小说家”。

我六七岁的时候走丢过一次。当时我迷迷糊糊，一下子就见不着父母的影儿了。一阵害怕之后，我马上重新出发，赶在父母之前就到了家——那时他们还在绝望地找我。其实那天下午我倒是觉得，走丢的是他们。毕竟，我可知道自己回家，而他们却没有。

“你走岔道了。”后来母亲对我说，眼里还挂着泪。

“明明是你们走了另一条路啊！”我想着，但没吭声。

父亲在扶手椅上静静地看着。偶尔我觉得他一直躺在那里沉思，但他恐怕什么都没想，可能就是闭上双眼，逆来顺受地接受眼前的一切。不过那天晚上他开口了:“这挺好，”他对我说，“你战胜了困境。”母亲用疑虑的眼光盯着他，可他还是自顾自地发表了一番关于“困境”的杂乱无章的言论。

我缩在父亲对面的沙发上，假装睡着，听着他俩老掉牙的争吵。母亲说上好几句话，父亲只给出一两个字的回应——偶尔斩钉截铁地冒出一个:“不！”偶尔在母亲的咆哮之余插上一句:“扯淡！”还有些时候，甚至会像警官一样命令:“闭嘴！”

那晚，母亲抱我上床，她可能知道我只是装睡，其实却好奇地听着她的一举一动。她说:“你爸爸说得有理。现在我们知道了，你丢不了，知道你能一个人上街了。但你在路上该专心点儿，该走得更快些。”

我把这话放心上了。从那时起，我加快了脚步。事实上，好几年之后，当我次跟珂罗蒂雅聊天时，她还问我为什么总走那么快。当时她已经跟踪我好几天了。我们是在那次聊天前不久才认识的:一九八五年三月三日，大地震当晚，不过当时我们并没说上话。

那时珂罗蒂雅十二岁，我九岁，所以我们的友情实在是不可思议。不过我们看上去倒挺像朋友，常常聊天。有时我会觉得，我写这本书，无非是为了追忆那些谈话。

地震那晚我很惊恐，但从某个角度说来，我也挺喜欢那晚发生的事。

大人们在一家屋子的院里搭起两顶帐篷，让我们这些小孩儿睡觉。这事儿一开始就惹出了乱子，因为所有小孩儿都争着要睡在那顶爱斯基摩风格的帐篷里，那东西在当时可是个新鲜玩意儿。后，大人们把它分给了女孩儿们。我们这群男孩儿把自己关在帐篷里悄声打闹。大人不在时，这是我们的保留节目:兴高采烈、毫无节制地追来打去。不过那次，红发小子很快就被打出鼻血，我们只得另找法子娱乐。

不知谁想到了立遗嘱的点子，乍一听我们觉得不错，但随即发现这事儿毫无意义。因为如果再来次更强烈的地震，估计全世界都能被毁掉，那我们的财产自然无人继承了。于是我们又想象着地球就像一只猎猎打颤的狗，人们就跟它身上的跳蚤似的纷纷掉落太空。反复想象这样的场景乐坏了我们，也让大家渐生睡意。

可我不想睡。其实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，但这种全新的疲惫让我两眼放光。我决定熬通宵，还打算混进那顶爱斯基摩帐篷里，好跟女孩儿们接着聊聊。没想到警察的女儿却一口咬定我想强奸她们。虽然那时我还不大懂得强奸犯是什么意思，但还是立马保证我没想过要干这事儿，只是过来瞧瞧而已。那女孩儿嘲讽地一笑，说，天下强奸犯都是这套说辞。于是我被关在帐篷外，听她们玩游戏。她们假装那些洋娃娃是地震后仅有的幸存者，看到主人去世，娃娃们抚尸痛哭。只有一个娃娃觉得这样才大快人心，因为对它而言，人类这物种臭味十足。游戏后演变成一场争权夺利的比拼，看上去姑娘们似乎要吵个没完，结果却很快达成一致——所有的洋娃娃中只有一个正版芭比。她大获全胜。

我在废墟中找到一把沙滩椅，胆怯地靠近大人们的篝火。看到邻居们大概是头一次这样聚在一起，我还真不习惯。他们小口小口地抿着酒，排遣恐惧，悠长的目光中满是同命相怜的味道。有人弄来一张旧木桌丢进火堆，好像那桌子一文不值似的。“要是你乐意，我把吉他也扔进去。”父亲这样对我说。所有人都笑了，我也笑了，笑得有些迷惑，因为父亲很少开玩笑。这时，邻居劳尔带着玛卡丽和珂罗蒂雅回来了。“她们是我姐姐和外甥女。”他向大家介绍。地震发生后，劳尔曾四处寻找她们，现在终于把人带回来了，他显然是松了一口气。